我國當前制造業還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補上這些短板、政策導向如何發力將影響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制造業在全球能否贏得競爭優勢、制造業如何支撐我國工業由大變強。“補短板”應如何發力?
補齊制造業短板中的政策導向:針對短板精準發力;加強政策頂層設計;重點在推動創新和優化環境上下功夫�！把a短板”應如何發力?一要強化創新能力提升;二要完善人才保障體系;三要完善企業信用體系;四要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五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
從2016年開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主要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國家到地方層面逐步開展實施落實,成為推動我國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重大策略的關鍵抓手。我國當前制造業還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補上這些短板、政策導向如何發力將影響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期我國制造業在全球能否贏得競爭優勢、制造業如何支撐我國工業由大變強。
當前制造業存在哪些短板
(一)工業基礎能力薄弱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關鍵制約�；A材料、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以下簡稱“四基”)構成了整個工業的基礎能力,這些基礎環節的缺失造成我國工業長期依賴進口,工業基礎能力的問題解決不好,導致整個制造業的提升受到制約。在基礎材料方面,我國在高性能不銹鋼和鎳基合金兩種材料領域的產量遠遠無法滿足國內發展的需要,目前世界高性能不銹鋼產量約為30萬噸,而中國產量只有1萬噸。長期以來,我國缺“核”少“芯”的問題一直存在。目前國內近八成的芯片依賴進口,其中高端芯片進口率超過九成,芯片也超過石油成為國內第一進口大戶。在軟件方面的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基本上都由國外掌控,光纖光纜生產所需的四氯化硅等關鍵材料嚴重依賴歐洲和日本企業。
(二)核心關鍵技術受制于人成為產業升級的瓶頸。我國核心關鍵技術的缺失也導致我國長期停留在“引進”階段,這些技術無法突破也必然使得我國的制造業一直徘徊在生產組裝和簡單擴大再生產的發展模式上,大部分利潤也進到國外企業的口袋中。我國大飛機制造的發動機全部要靠進口,液壓、傳動和控制技術等關鍵零部件上也十分欠缺,液壓產品多以模仿、仿制為主。雖然現在自主品牌的汽車也在迅速發展,但汽車發動機、變速箱全是外國企業生產。我國是醫藥大國,但以仿制國外藥物為主,仿制藥占比超過90%,外資醫療設備壟斷國內市場,高端醫療器械的70%至80%依賴價格昂貴的進口或外資品牌,導致檢查費用高、患者負擔加重。雖然在過去高速發展的十年中,我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長了近5倍,工業企業研發人員增長了近4倍,但我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與世界工業強國的差距還很大。很多的研發投入仍停留在實驗室階段,與產業化的距離還很遠。
(三)品質、品牌的缺失導致我國制造業發展后勁不足。當前,我國游客在海外搶購商品的現象屢見不鮮,世界上對中國產品的認知也僅停留在低端制造、工藝粗糙、假貨橫行,這導致“中國制造”發展后勁不足。在品牌咨詢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佳品牌百強”排行榜中,只有華為(第88名)和聯想(第100名)兩個中國品牌。而美國擁有超過50%的品牌,前20位中的8個科技公司大部分來自美國,顯示出美國在科技創新上的全球影響力,同時美國上榜的企業品牌有將近20家企業屬于非制造類企業,如谷歌、埃森哲、JP.MorGEn、萬事達、迪斯尼、發現頻道等,體現了軟實力的強大帶來的巨大財富。我國產品的有效供給不足、中高端產品缺乏競爭力,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制造的“軟實力”不強,對品牌、品質的認識水平不高。
(四)高端數控機床仍無法進口替代成為制造業發展掣肘。作為工業的“母機”,機床發展水平直接影響整個工業的發展水平,模具、數控機床是現代工業的骨架。我國是世界機床制造第一大國,但同時也是世界第一大機床進口國,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進口,我國雖然有龐大的生產能力,但卻缺乏技術先進的成套生產設備,機床工業大而不強制約著我國工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從整個工業發展看,工程機械、紡織機械、軌道交通等各行業的結構升級正在倒逼機床工具產品越來越智能化,導致數控系統、功能部件的“短板”愈加突出。中國國產機床目前只有30%的數控化率,與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存量機床的數控化率只有10%左右,高端數控機床的核心零部件大部分都依賴日本進口,中、高檔數控系統主要由以日本發那科公司、德國西門子公司為代表的少數企業所壟斷,其中發那科占一半左右。
(五)技能人才供給短缺以及高端人才不足問題依然存在。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愛基,凈值,資訊)的加快,傳統產業工人的職業技能越來越多地融入了新的知識結構、技術技能、工藝方法,集約型增長方式下要求有大量技術工人來操作先進設備。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當前我國高技能人才總量短缺,高端領軍人才匱乏,培養投入總體不足等突出問題依然存在。據報道,我國技能勞動者總量嚴重不足,尚不到總勞動量的1/5,高技能人才的數量更是不足1/20。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而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更是達到2∶1以上。而且,技工短缺的現象正逐步從東南沿海向內地延伸,從季節性演變為經常性短缺。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周期長、待遇水平普遍偏低,造成高技能人才的積極性不高,生產主體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補齊制造業短板中的政策導向
(一)針對短板精準發力。制造業存在的諸多短板很多是長期以來累積形成的結果,各個地區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有所差別,問題情況十分復雜。例如,缺乏核心技術的成因有人才結構的問題、有科技成果轉化障礙的問題,也可能有企業急于搶占市場、研發動力不足的問題,等等。解決問題避免“一刀切”,要實實在在能落地的政策,讓投資更有效、更精準、更好地服務于制造業的實體發展。
(二)加強政策頂層設計。面對長期制約我國制造業由大變強的諸多短板,政策做不到一蹴而就、大包大攬,需要著力加強制度政策的頂層設計,構建起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技術路線和配套措施,分階段、分步驟地實現發展目標、開展重大項目實施,即著力解決目前亟待突破的瓶頸制約,又要重視未來發展的技術儲備,從制度環境、人才建設、財稅金融、基礎保障等各個方面統籌推進。
(三)重點在推動創新和優化環境上下功夫。傳統政策推動產業發展的模式是政府“引導”,政府為了引導市場制定了很多特定的行業發展規劃,明確了哪些方向可以享受到相應的稅收、土地和融資等方面的優惠。這本身就是扭曲市場選擇,降低市場的效率。政策應將著力點放在重大技術創新、培育市場環境,將產業發展方向的選擇權交給市場,推動資金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的市場化和可持續,形成良性循環,通過創新驅動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
“補短板”應如何發力
(一)強化創新能力提升。創新是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實現我國制造業從依賴到追趕再到超越的關鍵動能。一是在國家層面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實現打破國外技術壟斷的重大突破,推動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采取網絡化結構、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來解決高端共性技術問題。二是提供強有力的科技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通過建設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和體制完善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為這些企業提供基礎研究和競爭前技術支撐。三是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實現成本約束下新技術路線的二次研發,使核心技術落地轉化形成產品、標準和技術體系。四是完善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開展提升管理能力、產業工人技能和生產工藝水平的公共服務,激發企業的內在發展活力,而對于結構性政策的使用范圍保持謹慎。
(二)完善人才保障體系。從國外的人才培養制度看,美國依托常青藤等一批優秀的高等院校,培養出大批科技創新型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德國長期堅持并推廣雙軌制教育,即學徒制,培養了眾多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打造了具有工匠品質的“德國制造”。當前,人才強國已經上升為我國的國家戰略,但真正解決人才結構和供需的矛盾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和推進政策落實。要加快培育制造業發展急需的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技能人才,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完善職稱評定制度,推廣專業技術職稱、技能等級等同大城市落戶掛鉤做法。吸引和培育創新領軍型人才、高端管理型人才,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制造業人才隊伍,走人才引領的發展道路。
(三)完善企業信用體系。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高品質的供給離不開高品質的企業,完善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的目的是明確社會資本引導下的企業游戲規則,提高商品流通和資金使用效率,優化市場資源配置,也是推動企業提品質、創品牌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要抓住互聯網和大數據快速發展的契機,打破信息孤島,消除行政壁壘,逐漸構建起自上而下的信用網絡;另一方面促進國家信用體系功能的逐步完善要加強相關立法保障,確立其中的規則與標準,將信用系統的使用納入法治框架之內,做到依法“征信”。
(四)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德國不僅擁有西門子、大眾、拜耳等大型知名企業,其龐大的中小企業也為德國創造了一半以上的經濟價值,德國從金融增信、人才供給、法律保障等各個方面對中小企業給予扶持。我國中小企業實力偏弱,缺少“隱形冠軍”,中小制造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政府仍應繼續加大對中小制造企業的扶持力度,建立高效的中小銀行信用篩選體制、建立增信系統,釋放市場和企業發展活力,降低企業成本,讓“專精特新”企業能夠有創新生產力的空間。依托“互聯網+”戰略,支持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建設面向制造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雙創”服務平臺,鼓勵基礎電信企業加大對 “雙創”基地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完善制造業“雙創”服務體系,推動大中小企業聯合創新創業。
(五)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實踐證明,知識產權保護是激勵創新的最市場化的、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從國外的經驗看,在ICT和生物醫藥等高技術產業領域,在技術市場將知識產權授權或轉讓給商業化能力更強的大企業以實現創新收益,是大量高技術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的主導盈利模式。我國要強化和嚴格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拉動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完成從基礎研究、產品開發到工程化和商業化的整個創新過程來實現創新收益。我國要推進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機制以及探索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
